赵运恒律师

    考虑类似问题的基础是正视中国的法律和司法现实。

    能够拯救杨佳的唯一希望是司法精神病鉴定。但是，这个可能性已经被快速地否决了。参见拙文《上海袭警案：让人不解的精神病鉴定》。

    其他方面，几无可能。

    一、单纯按照刑法的规定，对杨佳判决死刑是没有什么可说的。“杀人偿命”虽然没有在刑法里规定，但是在故意杀人罪的条款里，一般情况下还是这样一个原则，何况杨佳杀的不是一两个人。

    二、我国对重大案件的判决，除了考虑法律，还要考虑案外的诸多因素。法律之外，所谓一贯表现、独生子等等因素，在这样严重的案件里基本不会被参考。能参考和必须考虑的是社会影响，这个影响多数情况下是舆论在起作用。广州许霆恶意取款案，就是舆论所代表的民意影响了判决。在杨佳案件里，重大社会影响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大家对公安工作现状的不满，对警察形象的不满，借助这个案件迸发出来了，反映了一个目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；另一个是案件的恶性太大，无辜死伤的警察太多，在政府看来，这当然是对公权机关、“专政工具”的严重挑衅，全国公安甚至其他与执法、司法相关的部门，都在看着这个案件的发展。如果不判死刑，高层怕是无法交待。对死伤者的家属安抚，也会变成一个大麻烦。这是中国司法的现实。

    三、高层对于此案引发的民众情绪，肯定也会加以重视。对杨佳是否判处死刑，是一个对多方利益综合平衡后的取舍。但在许多人不愿意看到的判决之后，估计高层会综合考虑近期突发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冲突（瓮安事件、云南普洱警民冲突等），对包括公安队伍在内的社会强力管理阶层进行整顿，整顿内容是思想教育、工作作风教育，整顿时间点当然是选择在奥运之后，目的是缓和脆弱的社会秩序，防止再接连出现这种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。当然，我相信高层考虑的最核心内容，还是如何引导、督促地方政府妥善解决民众的合理诉求，及时化解潜在的人民矛盾。